從晚清廢科舉析論教育制度改革
撰文◎黃瀞瑩（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）
壹、前言
台灣教育制度改革近年不斷持續地進行著，以高等教育為例，每年牽涉到近10萬名高中生，未來的大學入學考試改革最為受到矚目。台灣的大學入學制度自一九五四年至九○年代初期，大致是採用統一考試、統一分發的大學聯招制度。一九八九年「大學入學考試中心」（簡稱大考中心）的成立為聯考改革在歷史上跨出了第一步。一九九二年提出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」，期間經過多次的討論、修訂與部分採行後，於二○○二年正式全面實施，這使得傳統大學聯招制度就此畫下句點。大學入學制度改採多元入學方案，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制度成為兩大主要升學管道，然而計畫的實施引發許多爭議，太複雜、多錢入學、不公平等批評聲浪不斷，而其中的主要原因為：制度改革速度太快、配套措施尚未完備。多元入學方案自實施以來，制度內容的變更太過於頻繁，幾乎是年年改，造成家長與考生的不安，亦引發社會爭議，此為目前台灣地區大學入學制度所面臨之最大問題。
教育制度隨著時代、環境的改變而進行調整，確實是必要的，然改革進程採用漸進式或革命式卻不斷的受到討論，本文將採晚清廢科舉為例，以作為吾人的參考之用，希冀能對現代教育有所啟發。爰此，本文首先探究晚清廢科舉之過程，其次為晚清廢科舉之因素，最後則為晚清廢科舉之影響，而提出對於教育制度改革之啟示。
貳、晚清廢科舉之過程
科舉是清代主要的取士方式，清代的科舉乃承襲了明代的制度，再依本朝的需求做些微的調整，使得以更為完備（清史稿校註編篡小組，1986）。晚清廢除科舉並非一時之事，是由改革、漸廢，到立廢，清朝歷代皇帝在位時幾乎都有針對科舉進行改革的提議，康熙二年（1663）為最早提出改革科舉，初期主要針對考試內容進行修訂，增加其他科別，又或是建議廢八股文。當時有改科舉、廢八股之聲，然執政者則認為，歷朝歷代選才制度皆有利弊，故科舉制度並非廢除而是需要革新（清史稿校註編撰小組，1986）。此階段清朝的國勢尚屬興盛，主要針對科舉本身制度的缺失進行改革，但並未受到廣大的重視。
從鴉片戰爭到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，這時的科舉改革發展到另一個階段，除具體指出科舉的缺失之外，並提出相關因應之道（梁啟超，2005）。對於改革所提出的建議均以實際需求作為出發點，符合時代趨勢。這時期科舉改革最具代表的人物為馮桂芬，他是鴉片戰爭爆發同年（1840）的榜眼，從科舉入仕而批評此制度更是令人注目，其在〈改科舉議〉中，提出當時科舉的流弊，並主張加深考試內容的難度，其所指的難度為：應使學生能自由發揮其思想、才學與心性，而廢除八股文取士。並在〈採西學議〉中提出相關建議，其建議主要慮及當時中國的整體環境（馮桂芬，1967）。此階段科舉改革之聲引發大量的討論，並且大多針對時下弊端提出相關建議，惟遺憾的是並未受到執政者的重視。
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，清政府接納科舉考試內容可選擇加考西學，此為科舉考試近代改革的發端，然此時清朝政府尚無意積極改革科舉。
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，甲午戰爭的失利，中國仿如大夢初醒，朝野遂有較深的體悟，開始有大動作的改革，例如：設立官書局、學堂等。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開始，針對科舉不斷的頒布相關政策，戊戌新政下對於科舉制度開始有較多的變通之道。庚子事變（1900）後，開始出現廢除科舉的聲音（周愚文，2001），且朝中大臣對科舉廢止的態度顯然轉為積極。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五月，湖廣總督張之洞主張科舉與學堂並存，但科舉取士之額需逐漸遞減，將其原有名額併入新式學堂中，並設計一套科舉功名與學堂畢業生的對應法則，附生、廩生、貢生、舉人、進士分別對應於小學、中學、高等學校、大學畢業生。並且慈禧宣布自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起廢止八股文取士，八股文的廢除使人民認為科舉的廢除已經是勢在必行（張之洞，1963）。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三月之後，陸續提出且強調遞減科舉，注重學堂（沈桐生，1969），此議受到慈禧太后的認同，並比照辦理（朱壽朋，1958）。此外，不斷有廢除科舉需求的提議，但亦有持反對意見者，最終慈禧接受了廢除科舉的提議，並預計從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開始實施，朝廷預計以十年的時間漸廢科舉，採用「分三次減盡」的方式，使有舊功名的士人，陸續完全進入新式西學堂就讀，十年後國家人才將完全得之於學堂的理想，規劃十年的時間使科舉得以正式停廢。然而原先所規劃好的進程，卻遭受到發生在中國領土的日俄戰爭所破壞，清政府對於他國在自己領地戰爭竟持中立態度，加重了朝野對政府的不信任，隨即在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（1905年9月2日），再次提議立即廢科舉以推廣學校，清廷同意立即停廢科舉，自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起一律停止。在中國實施長達一三○○年的取士傳統，從此走向終結一途，完全廢除；而所謂的十年時間，也就化為泡影（鄭炎，1989）。
從上述的過程看來，科舉的停廢是漸進式的，由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科舉第一次針對考試內容進行改革開始，中間歷時十八年，若又回溯到馮桂芬提出〈改科舉議〉的時間，這中間則歷時有三十六年，但若對於要摒棄已實施長達一三○○年的舊制度，又要同時建立新的教育制度，這樣的時間究竟是足夠的抑或倉促的？
停廢科舉歷程後期，朝廷大臣的態度越趨積極，而原本的新舊教育制度之間的緩衝計畫，也因此無法全面實行，日俄戰爭的因素影響了科舉停廢歷程後期的變化，以致朝野急迫的停廢科舉。
在科舉尚未完全廢除之前，西式新學堂其實也並存於當時教育制度中，且有新舊互相對照的制度，而許多學子在新學堂就讀時，仍會應科舉（蔣夢麟，2000）。當科舉停廢之後，朝廷的政策與地方的舊學塾仍舊有因應之道（黃光亮，1976），
當時的中西學堂，師資非常的差，學生經常需要一直轉學以尋求良好的讀書環境，並且課後找老師作補救學習（蔣夢麟，2000）。家長憂慮學生在新學校學習無法具有潛在性的優勢，另外在課後安排了英語學習（何炳棣，2004）。當時的教育可能造成亡國，小學堂的課程並未有完善的規劃，中學堂畢業的學生高不成低不就，學堂培養了許多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無業遊民（胡適，1961）。
廢科舉之後所產生的影響包含：新學堂的高學費使得更多家庭無法負擔教育費用，原先一套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可能可以沿用好幾代，然而新式學校卻造成城鄉差距拉大，有能力接受教育的人減少，失學的人增加，知識份子分布不平均等負面情況（羅志田，2005）。
而後晚清西方勢力挾著船堅炮利而來，中國傳統人士體認了取才制度無以應付時勢，於是有廢科舉議論出現。
參、晚清廢科舉之因素
科舉制度在中國歷時一三○○年，歷代均對科舉有改革之聲，而清朝從改革科舉、漸廢科舉，到立廢科舉，如此大動作的對於歷來實施已久的科舉考試制度進行改革。爰此，以下將針對科舉於晚清遭到停廢的因素進行探討。科舉制度得以在中國實施長達一三○○年，其原因包含有：科舉制度幫助清代專制統制更加鞏固；清代統治者透過考試制度達到化民成俗的目的；科舉考試制度係採公開競爭的形式，提供社會上下階層流動的可能性，有助於社會與政治的穩定；科舉制度確也曾取出良才，在整體社會未受到較大的衝擊前，固有制度便一直延續使用（王德昭，1988）。而科舉制度最常受到批評的問題為「八股文取士」，八股文取士容易使學生僅流於空言，而士子為因應科舉考試採用捷徑的方式，只挑選所謂的時文選本進行閱讀，就連經典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均棄之於一旁，考試成為最終目標，原有學習目的盡失（劭懿辰，1972）。然科舉考試並非只考八股文，為何廢除八股文成為眾矢之的，其原因乃在於學習八股文具有相當的難度，常有人不遠千里拜師學藝，耗費精力，然這對於當時內憂外患不斷的清朝而言，已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（鄭觀應，1965）。此外，到了清末，八股文考試已經實施了近五百年，八股文始終以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作為命題，出題者為避免重複出題，預防猜題的行為，導致出題方向偏頗，而考生為能吸引閱卷者的目光，盡蒐冷僻詞句，八股文考試費時費力，不符時用，方向偏頗，實為人所詬病（劉海峰、李兵，2004）。通過科舉的難度眾所皆知，然一旦步上青雲，則有顯達機會，這當中不乏無所不用其極之人，每每發生科場舞弊事件，清政府亦設立了許多嚴密的規定，然端從這樣的現象即可看出，政府嚴加規定，舞弊事件仍舊不斷，顯示士風低下，而清政府致力於嚴密的規定力求考試的公平性，卻也限制了考生的想法，導致僵化、腐敗，這也是改革科舉之需求（清史稿校註編撰小組，1986）。此外，科舉制度為人詬病之處尚有：通過科舉所取之士可能不識世務，於是不得不任用幕僚，然而幕僚素質不一，愛主愛民、蠹政害民皆有之，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慈禧遂下令革除此項弊端（覺羅勒德洪，1964）。此外，科舉制度完整程序多達十二場考試，進士平均年齡三十三歲（張仲禮，1998），耗費大量的成本於其中，又若未通過科舉考試者還得常常進入環境不佳的貢院，可說是苦不堪言。科舉考試制度需要耗費相當大的成本，然所取之士卻也不見得符合當時社會需要，科舉改革演變至最後採取激烈態度實有原因及其必要性。
肆、晚清廢科舉之影響
科舉制度歷時千年以來，在清朝達到了巔峰，但也因此加重了讀書人的負擔。清朝的科舉制度，延續於明朝而來，再依其需要調整至完備。此外，考場環境不佳及八股文擾人，也都為時人所詬病，故科舉制度本身的流弊，亦是遭受廢除的原因。晚清步入衰亡之際，行使千年的科舉也在短短三十六年的時間內逐漸結束。造成科舉制度廢除的原因，除了科舉制度本身的流弊之外，尚因環境變遷所致，清朝無力抵抗外力壓迫，回歸人才培養的問題，因此廢除科舉，改立西式新學堂。即便科舉制度有種種的弊端，但仍不減當時人民對於科舉的重視，並沒有因為時代的動盪及即將面臨的科舉廢除等問題而受到影響，人民與清政府面對環境改變仍採以消極的態度應對。
改革之後的前途發展確實受到環境的影響，發展並不順遂，然而因應時代變遷的因素，卻有不同於以往多元的出路，利弊均涵蓋於其中。在發展過程中，約有四分之三沒落於變遷的時代中，這邊所顯示的是並不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得以轉換，主要問題在於無法適應大環境的改變，但仍有少數調適良好，表現出色者。
而中下階層傳統知識份子中，少部分進入到西式新學堂就讀，就此政策而言，晚清疏散至西式新學堂的政策，實可以看到成效，畢業後，使得以在各領域中發揮所長，雖然從學校畢業者失業、為升學者比率亦不少，其中又包含了當時環境動盪、教育經費不足導致學校質量不佳的影響，新式教育甫成立，亦產生了許多問題，但仍舊描繪出一教育雛型。
另有少數科舉出身的傳統知識份子進入學校任教，然而這些人在當時卻經常被批評為素質不佳，總而言之，西式新學堂承載著數量龐大的傳統知識份子，包括在學堂中就讀者、任教師者，以及職員。又擔任私塾塾師亦有相當數量，因此發現大概約三分之一的中、下階層傳統知識份子，其在科舉廢除後亦有確定的出路，其餘三分之二者，其在科舉廢除後，可能逐漸沒落。
科舉廢除後，新時代的來臨，無法適應者仍佔多數，但事實上，無論何種層級傳統知識份子，皆受到科舉廢除後環境種種變化的影響。而晚清以來，政府欲以西式新學堂取代科舉取士的政策，此階段似並未達到，但此並非指廢除科舉代以學校是一錯誤政策，畢竟廢除科舉是時勢所趨，而新式教育在此階段仍有加強的空間。廢科舉、設學校所產生的問題，最主要的因素應是新舊教育制度之間無良好銜接所導致，故不能說是科舉廢的太快，而是新制度建立的太慢。
但另一方面，此階段的教育也奠定了以後發展的基礎，往後包括現在的台灣，學校發展方向也依循此階段。另外，廢除科舉後，知識份子已有更多元的發展，甚至已稍微呈現專業分工的趨勢，這當然不能完全歸功於廢科舉、設學校，而可能是因為時勢與環境的變化，需各式專業人才，但廢除科舉的確是一重要分水嶺。
伍、啟示
綜上所述，當舊有教育制度必須廢除時，對於新的教育制度必須要有完善的規劃與配套，晚清將實施了一三○○年的科舉制度全面廢止，採用西方教育制度取而代之，然而此一新制度卻是時人所完全不熟悉的，並且新制度並未達到時人的期許。歷史無法重來，但得已作為現今教育制度改革的借鏡，以下將針對未來教育制度改革提出相關啟示。
甲午戰爭失利之後，清政府開始注意到教育問題的重要性，對於教育的投入逐漸增加，然而在質量上均有待加強，其主要原因為教育經費不足所導致，故教育制度欲變革，充足的教育經費是改革成功必要條件之一。科舉考試制度在中國實施歷來已久，就晚清科舉制度實施情況而言，科舉制度不僅僅只是一項考試取材的制度，已發展出一套龐大且根深蒂固的系統，包含官學系統與私學等，而學校也都是配合著科舉考試制度因運而生。換句話說，科舉制度已自行建立自己的一套系統，且士子甚或是人民也與之共生，當它在極短的時程內遭到廢除，此不僅是制度本身遭廢，而是連其整個系統皆被拋棄，但另一方面，替代制度卻沒立刻銜接，種種問題隨即產生。
然而科舉考試制度在選拔人才的功能上，並沒有問題，其屢遭人所詬病的是考試科目、考試文體與考試次數，因考試次數多，歷時長，士子一生皆投入於其中。八股文艱澀、不易學習，又與社會實際需求脫節，且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無以應付當時國家局勢。事實上，科舉考試制度所需要改革的是，就其考試內容進行調整與修正，並透過相關學習管道進行教育，藉由公平的科舉選才，以達清政府富強的目的，然而當時的當權者並未看到故有制度的優勢，轉而花費大量的人力、物力開設西式新學堂，投入大量成本於其中，又無法具有時效性以符合當時社會需求。可以顯見，教育制度需要隨著時代、環境的不同而改變，然而改變、變革必須是有計畫性的，保留故有的優勢，加入適宜的新元素，實能在新舊制度之間有良好的轉化與銜接。
同樣地，在培育人才的部分，亦不能完全捨棄舊有人才，即便時代不同、制度改變，借用舊有制度所培育出的人才，進行再教育，相較於未有基礎者，重頭教育的學習者而言，勢必能夠收得更佳的學習速率與成效。在新舊制度的轉換之際，受重視者，進行再教育，後續的發展與表現良好，然而未能適應者，即在這個轉變的時代中沒落，實屬可惜。在教育制度改革中，不論漸進式抑或革命式，均為相對的，而非絕對的，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乃在於完善的規劃與配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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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羅勒德洪（1964）。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（七）。台北：華文。
覺羅勒德洪（1964）。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（八）。台北：華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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